让华裔知晓中文的梦想和艰难旅途|杨兆骥的别样人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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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期,再往下说:

那天,当我在班芝兰看到联通书局关门歇业,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不祥预兆就是,难道说,杨老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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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上前询问摆摊的印尼小贩,书店为什么没有营业?小贩说,书店搬走了,搬去里面詹德拉商场的三楼,你可以去上面看看。

我道了声谢,急忙前往詹德拉商场,踩着自动扶梯登上三楼一看,联通书局果然在那里,大门敞开,等待顾客光临。

自从老掌柜李世谋离职,联通书局由两位60多岁的华人妇女接班打理,一位是祖籍梅县的客家人,能说流利的中文,另一位籍贯不详,不谙华语。她们告诉我,书局之所以搬家,是因为原来的店屋要重新装修,于是便搬来这楼上,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目前来买书的客人比过去更少了。(见下图)以后等老店铺装修好,有可能再搬回去营业。

她们还告诉我,老板杨兆骥先生因为年纪大,身体慢慢差了,只能深居简出,平常已很少来店里视察了。得知杨老依然健在,我很高兴,心情也轻松了很多。

正说着话,进来两位老人,一男一女,都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会说中文的店员忙礼貌地上前招呼:“阿姨,叔,看看你们要买什么书?我帮你们找。”

老太太慢吞吞地说,我在练习书法,要买一本毛笔隶书字帖。

店员答道,我们有,阿姨稍等,我就拿给您看。

说着,走到一排书柜前面,找到了那本隶书字帖,老太太一看,正是她要买的,就高高兴兴付了钱,拿着包好的书回家了。

我也买了两本书,告辞下楼。我想,这一期公众号文章就写写杨兆骥老人和他的联通书局吧。我也希望看到本文的雅加达华人朋友和在此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如果有逛班芝兰,也能去詹德拉商场三楼的联通书局买几本书,让我们以此向杨兆骥老人表达敬意。

我不知道,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在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但我相信,如果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努力,镕铸并体现一个高质量的、大家都认同喜爱的中华文化,产生出一个磁性效应,那么不仅是中国人,相信所有旅居海外的华人,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自然都会拥抱中华文化。

这是一个至为崇高的梦想,也是一场遥远而艰难的旅途。

这篇文章发出后不久,笔者接到雅加达华社朋友杨健昌先生的电话:“丁老师,在印尼吗?兆骥叔杨老要我帮忙他找你,他要请你吃饭。”

杨健昌是一间印刷馆的老板,亦是印尼华社年富力强的热心骨干,身兼几个社团总会的秘书长,诚恳谦和,人脉广泛。

他是杨老的客家乡亲和杨氏同宗,一向尊称杨老为兆骥叔,而八十多岁的杨老,也同样称他的这位晚辈宗亲为健昌叔。笔者在印尼各姓氏宗亲会采访时发现,同姓宗亲聚会,中老年彼此之间,全都是某某叔、某某叔亲热地叫着,仍保留着一种华人传统的礼貌。

健昌兄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件事:前段时间,杨老去达玛迷你(Taman mini 雅加达缩景公园)华人文化园的客家博物馆,他也是筹委会的理事和募捐者之一,个人也曾捐款5亿印尼盾以示支持。这次杨老去参观,得知道博物馆需要经费,这几年都是靠华商赞助维持运转,他向馆长李世镰表示,要再捐一亿盾给博物馆。李世镰很高兴,就马上和几个朋友通报了这个好消息。有人说不能高兴太早,因为杨老年纪那么大,恐怕会健忘,远事记得真,近事忘得快,能不能兑现还不好说。结果没过两天,杨老就派人直接把一亿盾现金送到博物馆。李世镰赶紧再向大家通报此事,我们都皆大欢喜!

杨兆骥无疑是一位恋旧的性情中人,即使对我这个接触并不算多的晚辈也是如此。大约是十几年前我在国内接待他和夫人的来访,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后来失去联系,他一直念念不忘,多次向人打听我的消息。

此番因为我在公众号写了他,杨老得知后便下决心找到我,终于通过杨健昌的热心帮忙而如愿以偿。

2020年7月,杨老在笔者寓所接受采访。


几天之后,杨老在雅加达有名的太阳城酒楼设宴款待笔者。他偕夫人蒋愫珊阿姨和长子杨震南一同前来,健昌兄和太太应邀作陪,我也准时赶到,这是我们阔别十多年后又一次见面。

此时的杨兆骥和夫人,腿脚完全不灵光了,出门上下汽车都要佣人协助。在那个华灯璀璨、金碧辉煌的大厅,两位老人靠佣人推着轮椅进来。毕竟是坐八望九的高龄了,杨老的行动迟缓费力,站起和坐下,都得有人小心搀扶。

我发现,他说话时,曾经洪亮的声音也变得微弱,有时断断续续,还不停地喘息。

韶光似箭,流水无情!记忆中的谈笑风生已然远去,数年前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当益壮,也已成为昨日的赞叹!

十几年前,七十多岁杨兆骥夫妇回国内观光在新疆旅游的途中。

宾主寒暄落座,我说:“杨老,你和蒋阿姨都好吧!”

杨老摇摇头,慢慢回答说“我们年纪大了,这一两年记忆力减退的厉害,行动不方便。我问新加坡一个医生,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医生说,不是真的老了,而是已经很老了。可是我认为身体没大毛病,只是膝关节自然老化而已。”

他拉着我的手,把脸转向坐在一旁的太太蒋愫珊,口里叫着夫人的小名,问道:“小莲,你还记得丁先生吗?十几年前就是他和他的中国朋友一起,带我们去参观过湖南韶山毛主席的故乡。”

蒋阿姨两眼迷茫,有些抱歉似的地笑了一下:

“是吗?——我忘记啦!不记得了。”

2020年8月,杨老夫妇与笔者在雅加达某住宅小区。
杨老看着我,又问:“这些年你都在印尼吗?”

我说,来来去去,大部分时间在雅加达。

杨老说,我很想念啊!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要不是健昌帮忙,我也找不到你。

我笑笑,没有说话。

杨老又说:“谢谢你写我的文章。我现在眼睛看不清手机上的小字,所以很悲哀。我的中国老家梅县的一个侄儿看到,打电话告诉我,他哭了啊!是被你的文章感动的。”

说到这儿,杨老一时激动,突然哽咽起来,张开嘴,发出呜呜的声音,然后又啊啊大哭了几声。我和一旁的健昌兄见状,赶忙抚着老人的肩膀安慰他。

过了一会儿,杨老才平静下来:

“我哭了,不是因为你丁先生写文章报道我,表扬我,而是害怕中国文化在华人年轻一代失传。我担心,我们这辈人付出这样的代价,中文教育在印尼还是开展的不好,所以很难过,有时晚上睡不着觉,总想打电话给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考虑应该怎么办!”

如何弥补中文在印尼华裔中的空白,成为杨老晚年最放心不下的使命。一说起此事就有无限的紧迫感,时常会因焦虑而忍不住哭泣流泪。
那天的席间,我们所谈的话题,主要围绕着中华文化在印尼的推广,以及华裔子弟的中文教育问题。杨老原本是深谙此道的华教前辈,或许由于年事已高,自感来日无多,因此显得急切而焦虑,总忍不住发问:“照你们的看法,华人学校开展的三语教学效果怎么样?”。

我和杨健昌兄并非教育界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很大的课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于是便回答说,等收集一些相关资料,研究一番,改日聚会时再认真讨论。

闲谈中,杨老偶尔也会议论一下华社人物。说到某某人时,杨老有时会称赞:“他这个人有公益心,最主要敢出钱,所以大家也服气。”再说到某某人,他便撇撇嘴,现出不屑的眼神:“要出风头,又没有学问,沽名钓誉罢了!”——由此显露其性情中孤傲的一面。

那次见面之后,我和杨老恢复了联系。他经常会打电话邀我去家里漫谈,每一次说的最多的,仍然是老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中华文化情结。

那一回去他府上拜访,杨老精神头比较好,记忆力和语言表达又恢复了从前的敏锐。他告诉我:

“我的老朋友李卓辉,印尼老报人,你们也认识。他六十年代就是印尼《新报》旗下华文《忠诚报》的编辑和主笔,后来当《国际日报》的总编,现在办了一张新的《新报》。前几天我请李卓辉来家里谈天,他带一份刚出版的报纸给我,把其中一篇文章讲给我听,是上海一位大学教授的发言。题目我忘记了,大意是说,汉语在印尼,至少在他到过的那些地方,作为华人的族语,可以说实际上已濒临消亡了。哎呀!悲哀呀!你看过那篇报道吗?”杨老问我。

新冠疫情期间,杨老不便出门,仍喜欢邀请朋友来他家谈天。这是前几天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等待笔者上门访问。


我说“在微信群里有看到李总发过,浏览了一下,还没有细读。”

说着,我打开手机网络,马上搜到了潘国文教授在「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论坛上的报告:《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我报出标题:“杨老,是这篇吧?”

然后,我就念了几段: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我应邀到印度尼西亚讲学,14天里到了5个城市,作了7场讲演,接触的有大学中文系师生、部分孔院老师、中国侨办派遣的志愿者、印尼3个省的华文教师协调机构、雅加达和万隆两地的印华作家协会,还参访了一家华人报社和两家三语学校,做了一些零星的座谈,可以说是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但是就印尼爪洼岛而言,访问还是比较深入的。我的总体感觉是震惊、震撼。汉语在印尼,至少在我到过的那些地方,作为华人的族语,可说实际上已濒临消亡了。也就是说,对华人来说,汉语已不再是他们的「根」,即使现在要学习,也是一门与其他外语没有什么不同的「外语」。这对我们是个深刻的警示和教训。我观察的结论是,汉语在印尼作为华人族语实际已经濒临消亡。原来我们讲「濒危语言」,总觉得那是远离我们的原始部落或者是未开化之地的语言,这次到了印尼,才发现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民族身上,发生在有深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语言身上。而这个语言就是汉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语在印尼就是一种濒临消亡的语言。在去印尼之前,我想象的还是像到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唐人街」一样,见到的华人华侨都能说一口华语,只是带点广东腔、福建腔,或者客家腔什么的,年轻一些的则一般都能说国语。没料想到了号称有1000多万华人的第一海外华人大国,在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爪洼岛,我所遇到的长着华人面孔的年轻一点的华人,几乎没会说华语的。印尼朋友告诉我,在印尼,事实上65岁以下的华人一般已经都不会说华语了。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我到了市中心最大的书店,想看看有什么中文书在卖。一般在国外书店,找中文书很容易,扫一眼看有没有汉字就知道了。但我扫了几遍,偌大的书店里没有见到一个汉字。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封面有汉字、写着一个大大的「福」字的,打开一看,结果是通书(皇历),而且还是双语的。在印尼,许多华人理论上都有一个中文名字,但许多人本人都不会念,平时用的都是印尼文名字。我采访了一家三语学校,这是现在华人孩子唯一可以学中文的学校,因为当局不让办单独的华校,甚至不让办华语和印尼语的双语学校,必须是加上英语的三语学校,而且学生的来源也要求必须多元,不准是纯粹华人。但其中毕竟学生有很多是华人后裔,他们明明有中文名字,而且上的又是实质上的华语学校,但是却不会念,彼此都以印尼名字相互称呼。印尼全国有五六家华文报纸,但其总销量加起来不足3万份。现在还在挣扎办报的几乎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去访问的是东爪洼最大的华文报纸《千岛日报》,社长80多岁,总编辑70多岁。他们伤感地说,《千岛日报》现在还能卖个几千份,已经不错了。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可以说,印尼华人基本已经被同化,在印尼的华语华文,已经基本消亡。我不能断定全印尼都如此,据说在棉兰,在坤甸,还有华人说华语、保持有一定华人风俗的,但就爪洼而言,这可以认为是个基本事实。现在我们谈「语言安全」,「安全」的反面就是「危亡」,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有1000多万华人的国家,华语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即将消亡,或作为一种外语存在了……

念到这里,杨老专注倾听的表情显得凝重,他叹息一声:“哎呀,怎么得了!中华文化……啊!中华文化——印尼华人的悲哀,悲哀!”

老人又习惯性地感叹着“悲哀”,这几乎成了他近年来表达忧虑的口头禅。说着,眼睛里又有泪光闪现。

我大声说:“杨老,您不必悲观。这位潘教授的观点,可能有点以偏概全。印尼的中文教育其实不像他说的这样糟糕,还有许多积极的一面他没看到。”

杨老问我:“你怎么知道?”

我说:“印尼很大啊!爪哇岛有些地方的三语教育可能确实不尽人意,但是外岛则不同。我去过巴淡岛,还有苏岛的楠榜、巨港和北干巴鲁,也去过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山口洋,那里很多华人年轻孩子,都会说中文,我们交流没有问题。”

为了证明此言非虚,我也找出了印尼华教前辈、雅加达海南公会元老吴日东(笔名红方)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吴老对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关于“印尼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的悲观论点,提出了质疑:

吴日东认为,不能只凭在华语语言环境相对薄弱的爪哇岛作为视察对象,就一概而论武断说“印尼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了。潘教授只在爪哇岛各地视察一个月,并没有深入到印尼各个岛屿,如华语会语环境仍然保存浓厚的苏岛、加里曼丹、廖省群岛、巴厘岛等,那里的华族日常语言习惯仍旧沿用着华语,或方言华语如福建话、客家话、潮州话、 海南话,以及广肇话等等。而且,那里的三语学校如棉兰的“亚洲学院”、“崇文三语学校”、北干巴鲁的“新培英三语学校”、廖群岛的三语学校、坤典的三语学校等等,华语教学水准一般都较高。讲华语的能力较强,“亚洲学院”还培养了不少的汉语师资人才,为各地三语学校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巴厘岛华人作家意如香也撰文支持吴老师的观点,并举例证明:巴厘岛有一间民办《大众三语学校》Unifersal(不是海南大众学校),学校里师生之间坚持校内会话使用华语,连友族学童也受影响在校讲华语,习以为常。而且每年举办的汉语水平考试,参加人数一年比一 年增多,学习华文已初步形成热潮。所以,如果只从爪哇岛局部的三语学校华语语言较差,华文水准较底,就一概而论印尼全国面临“语言安全与中文危机”,不是有欠缺客观不够准确的吗?这是极不符合印尼全国华教的实际现状,是没有科学客观依据的。

我把上述信息转述给杨老。杨老听罢,感到很欣慰,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

过了一会儿,老人突然心血来潮,吩咐道:“丁先生,你帮我打几个电话,请几个老朋友出来吃饭。他们都是搞教育的专家,你也去,顺便开个座谈会,讨论一下。”

说着,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里面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一个是蔡昌杰,他是雅加达华文协调机构的主席;还有丘瑜,华中校友会文教部的主任,搞了一个华文进修班,很有热情;还有一个是孙爱玲博士,也是老师出身的多面手。都好久不见了,我想念他们。你打电话,说我请他们出来。我想成立一个印尼华文研究中心,或者叫中华文化研究中心,请他们参加。”

我看了一下表,已过中午12点。考虑到雅加达很大,大家彼此住的又远,匆忙邀请恐不方便。而且我知道,就在2019年8月27日,杨老已经邀请雅加达华社人士,以聚餐形式,开过一个有关华文教育的研讨会,印尼中文媒体亦曾做过报道。

于是,我便委婉地提醒杨老,刚刚半年过去,其实不宜重复再做同样的讨论。但是老人执意要打电话:“你打!你打!我同他们说。”我只好遵命照办。

结果那天只打通了丘瑜先生和孙爱玲博士的手机,杨老和他们说了中午聚会的临时动议。孙老师下午有课正忙,丘先生则爽朗地回答说:“兆骥学长,谢谢你的邀请,吃饭座谈我都很高兴参加,但是今天不能够,因为我现在人在外埠,暂时赶不回去。下次麻烦提前通知,我一定来。”

杨老听了,叹息一声,只好作罢。他坐在那里,喃喃地说:“我住家隔壁还有一座房子,也是我的,平时没有人住,大约260平米。如果成立一个文化中心,可以当作会所,几十个人聚会没问题,来这里吃饭谈天都很方便……”说完,闭上眼睛,似乎又陷入孤独和沉思。

杨老家中二楼的书房。他一生嗜书如命,83岁以前还每天在此看书,上网发邮件或写文章。这几年因视力退化、腿脚不便,老人家已经很久没进来过了。

上述提议,杨老已同我说过好几次。我知道,春去秋来,衰老终究降临到他们这辈人身上。年事已高的长者,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减退,有时感性压过理性,所以经常会反复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从而变得执拗任性。

而杨兆骥垂暮之年所执拗的只有一件事——让中华文化在这个国家重放光华。

杨老创办的联通书局组织业内人士花费十多年时间,利用每个星期天编写适合印尼本土中文教育的小学课本。后来杨老年迈便将此事交由长子杨震南主持。在杨氏父子和几位中文老师的共同努力下,该教材经印尼教育部批准,现已定稿出版到第九册(总共12册),并被部分学校采用。图为上个星期天,杨震南通过视频方式正在与几位专家讨论最后几册课本的修改细节,杨老在一旁坐着。他说,我眼神不济了,但是听听大家讨论心里也踏实。

杨老与孙子杨学聪的合影。杨学聪在雅加达读完中学,即遵照爷爷的指示报考了台北大学中文系,现正攻读硕士学位,并立志毕业后回印尼从事中文教育。杨老说:“我不在了,还有儿子孙子,杨家子子孙孙一定要把传承中华文化的事业坚持下去。

与笔者恢复联系之后,杨老确定由我为他写一本传记。他的一生有太多的话题要讲,遗憾的是,很多鲜活生动的细节已然忘记,发生那些故事的人名、地名乃至年代,曾经那么熟悉,却每每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老人懊恼地说:“哎呀!去年我的还都记得,记忆力还有七十巴仙,现在可能只有五十巴了……悲哀啊!”

但是有关当年和太太恋爱的故事,却总会盘旋在他脑海,时常闪现,并多次向我讲起。

70年前,东爪哇省外南梦县一位眉清目秀的华人少女蒋愫珊,告别家人来到大城市泗水,打算找一份工作。一位华校前辈告诉她,你可以去松巴哇岛的小城美玛,那儿的华侨小学有个18岁的年轻老师杨兆骥,是个好学上进、品貌双优的小伙子。你去找他谈恋爱吧,将来一定会成为幸福的一对。

于是,这个当时才16岁的女孩,竟然真的不顾风浪坐船前往美玛,找到了她从未见过杨兆骥,从而成就了这段姻缘。

就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天晚上九点多了,88岁的杨老又打电话来,说他今天凌晨做梦,又梦见太太当年去松巴哇岛上找他的情景,并且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你应该请人谱一首歌送给太太。

杨老醒来,回首往事,再看看身边患了老年痴呆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86岁的老伴,不由得哭了。

杨老说,丁先生,我想请你帮我写这首歌的歌词好吗?我可以重金聘请作曲家谱曲,再请歌星演唱,纪念我们的这场恋情,花多少钱我都甘愿。

我不是写歌词的行家里手,但感动之下,便答应试一试。于是便以杨老夫人蒋阿姨的口吻,用叙事的形式写了下面这首歌词:

    美玛之恋爪哇都市人海茫茫,我感到孤单有一位仙人前来眷顾,他把我指点东边一座岛上有位好青年,你要去找他,不管多遥远哦,小岛松巴哇,小城叫美玛云飞波浪翻,朝霞红满天亲爱的姑娘快来吧,与他把手牵汽笛声声碧海茫茫,随风过千帆我独自前往义无反顾,心把我召唤蒙在鼓里的情郎看他怎么办有梦就有爱,有爱就有缘哦,小岛松巴哇,小城叫美玛芬芳满校园,枝头双飞燕痴情的姑娘我来啦,相见即相恋 时光如船人生茫茫,相伴七十年感恩上苍将我们眷顾,此情永不变守望黄昏,彼此温暖生命的火焰往事如昨日,青春的怀念哦,小岛松巴哇,小城叫美玛白发爱意浓,淙淙似流泉让我们再唱这首歌吧,回荡天地间

北宋欧阳修有词曰:“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我想,如果用这首词的意境,来形容杨兆骥的晚年亦未尝不可。

我还想借用作家李辉先生描述性情中人的一段话,向本书所记述的杨老表达敬意和祝福:

——因为性情犹在,思想便不会衰老,精神还能激发出活泼与新鲜。因为性情犹在,心中的梦想就在,理想之火便不会被世俗之风吹灭。因为性情犹在,他就可能在时断时续的众说纷纭之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这就是我笔下的杨兆骥老人,如您有所感动,请给予点赞和转发鼓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