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这个“印尼唯一”获中国政府“特贡奖” 杨兆骥的别样人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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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到2005年,当时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首次设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政府奖项,旨在表彰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

到2019年的14年间,该奖项的评选与颁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已隆重举办了13届,全世界共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保加利亚、埃及等国33人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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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位耄耋之年的印尼华人杨兆骥,于2013年7月举办的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评选中,荣获了这个奖项,中国政府发给奖金十万元人民币。

杨兆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奖项的印尼华人。

在印尼这个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华人上千万,工商业者占绝大多数。出名和不出名的工商大佬,各显光芒。

但是,如果要在这些成功人士中,找到一位矢志不渝坚守文化事业的代表,这个人就是杨兆骥。

反过来说,在那些真正有水准的文化人里,要论商海沉浮,发达显贵,亦非杨兆骥莫属。讲通俗一点,他是华商老板中少有的资深文人;又是文化人里少有的商界精英。

六十年前,他跻身于华侨文化界新锐的行列;二十年前,他开办了印尼唯一专营中文图书的书局。在这个华文被禁锢32年才重见天日的国度,他毕生躬耕华文出版,致力推广中华文化,逾古稀而不辞,历风雨而不悔,以老迈之躯,传承不灭的薪火。诚心可鉴,青史流芳。

1933年出生于印尼的杨兆骥,今年已进入88岁的米寿之年。

他是寒门出身的第二代华裔,在偏远海岛松巴哇长大。少年时代,由于日军南侵,兵荒马乱,他13岁才上小学,既不会讲中国话,也不会讲印尼语,只会说松巴哇当地的土话。但不到30岁,便成为一位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不仅精通中文、印尼文,还通晓英语和日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编纂出版了《印度尼西亚语外来语辞典》和《印尼语词意辨析》专著,成为印尼华侨当年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杨兆骥早年当过华校教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他与印华文化斗士陈燕生、胡克智等人创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并共同主编过风靡侨界的综合性月刊《印度尼西语学习》。

在华文惨遭禁锢的时代,他投身商界,开印刷馆谋生创业,也做国际贸易,均获成功;印尼民主改革之后,又开办书局,耗费无数心血钱财,组织编纂出版中文教材,影响深远。

他集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编辑和商人于一身,走过峥嵘岁月,属于经历过大时代的那一辈华人。他是文坛俊杰,商海弄潮,跌宕起伏,未忘慈悲为怀;也能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曾将多位失业的华校同事安置在他的公司。

中青年时代的杨兆骥,身长面白,玉树临风,有着明星般出众的相貌,年逾古稀,仍是风度翩翩,十足老帅哥一枚。

这样一个人物,如果事业有成,英俊而多金,又有学问,再加上才情迸发,交友广阔又多愁善感,生活阅历想不丰富也不可能。故而一生之中,难免留下几多“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香艳故事。

一般而言,成功的人,性格都是复杂的。杨兆骥也是如此——性格中既有生意人精明老辣,善于捕捉机会的一面,也有文艺人士至性至情,风流倜傥的魅力特质。他懂官场、识江湖,有手段,善交际,喜欢美女,温情脉脉,享受美食,听到曼妙深情的歌曲,亦会感动流泪,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有时也发脾气,不耐烦,严厉而急躁,但终其一生,未改敏感浪漫情怀。

有意思的是,作为日本阪田油墨在印尼东部的总代理,杨兆骥长期从事的这个生意,虽然赚钱却鲜为人知。而作为“全印尼唯一专售中文图书”的联通书局老板,他苦心经营的这个行当,却因多年亏本而在所不惜,令其声名远播。

直至80岁时,荣获“第七届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下图五系杨兆骥先生)。

有人会问:开一间书店有什么稀奇?何以受到如此隆重的表彰!

我想说的是,联通书局虽小,但是在印尼,带给这个时代的意义无法磨灭。

阅读下文,或许可以解读杨老的当之无愧。

这是2018年12月,笔者写了一篇有关杨兆骥先生的文章:

《他86岁,为何十八年矢志不渝做一桩亏本生意?》

半个月没去“班芝兰”唐人街了,多少有些念想。

前天有事,到卡查玛达中国城,回来路过陈旧杂乱的“班芝兰”,顺便小逛一下,人群熙攘,一如既往。

老街班芝兰(Pecinan),自荷兰殖民时期便是商业繁华之处。在此开店做买卖的以华裔居多,逐渐形成雅加达有名的唐人街。

走向那间熟悉的“联通书局”,打算像往常一样进去看看,挑两本书。店铺一间间踱过,竟未看见书店那两面宽大明亮的玻璃橱窗,折回头再找一遍,才发现骑楼下有一暗处,铁门紧锁,原来此地联通书局已经停业,门口只剩两个卖日历及少许课本的小摊位。

难道这间“全印尼唯一专卖中国大陆图书“的店铺,熬不过长期亏损,最终也被迫倒闭关张了吗?两星期前我还进来转过啊!

或者,是其年迈的老板杨先生——他老人家已经……望着眼前情形,我心里一沉,不忍再往坏处想了。

我想写写这间书店,不仅因为我是它的常客,数年前还曾与其老板杨兆骥先生有过一段交往。

印尼中文图书市场沙漠化之后,它是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

说起联通书局,虽然只有两间店面,但在当代印尼华社乃至海外可谓大名鼎鼎。雅加达六七十岁年纪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打开网络,在谷歌、百度输入“联通书局”四个字,上百条相关报道即会扑面而来。

看似普通平常的一间书店,何以名气如此之大?

皆因印尼往昔排华岁月,直接导致两代华人的文化断层,从而变成了中文沙漠,联通书局就在开禁之后,成为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之上的一朵雪莲。

杨老在他的联通书局。

事实上,在1960年代印尼和中国交恶之前,早期雅加达班芝兰的中文书店曾经相当繁荣。

据八十多岁的前华校老师陈正祥先生回忆:昔日班芝兰是“文化中枢”。华文书店特别多。如开明、上海、大成、南洋、南星、利侨、黄茂昌书店、小小书店、OK书店。当年书价特廉,常有特价书。口袋只要有零用钱,买书易举。翁福林主掌南星书店,花点钱可订阅中国画报,文汇报、大公报、英文版“北京评论”,以及宋庆龄主办“中国建设”英文版,尤其是给中学生特别优惠。我本人至今爱阅读平面媒体日报与英文报刊,是受当年订阅报刊而养成之阅报习惯。时光悠悠,在老总统苏哈多政权下,华校、华社、中文报刊遭到全面封杀。由1966年起, 班芝兰华文书店从此销声匿迹,不复存在,华人文化、语言遭受到严重摧毁。断层了32年之华文教育,从瓦希德总统开始才解冻,现今懂华文的人多数在60岁以上。看今天,班芝兰只有一间杨兆骥主掌联通书店,惜于精懂中文者少,青少年华语程度不够,古稀之年寥落,呈现“华文沙漠”景象,一片文化凄悲。

2018年中秋节,陈正祥先生(右二)与老同学杨兆骥(中)等几位五十年代当过华校老师的老同事出席雅加达华文教师公会举办的联欢活动。图片来源:印尼国际日报

苏哈多时代彻底毁了两代人的中文教育,造成现今许多55岁以下的印尼华人,不识中文字,不会说中文,由此所造成的文化断层,至今仍无法预估还需要多久才能弥合上下两代之间的鸿沟。

1998年苏哈多下台,印尼的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爪哇岛,从雅加达到泗水,从万隆到三宝垄、梭罗、日惹;在西加里曼丹,从坤甸到山口洋;在苏门答腊,从巨港、楠榜再到棉兰,甚至连吉里汶那样偏远的小岛渔村,到处可以听到华人儿童朗诵华文的读书声。华人老一辈和他们的孙子(中间一代完全不谙汉语,历史造成的缺憾已无法弥补)渴望学习中文,通过中文追寻自己祖先的文化。

2000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经印尼教育部批准,在雅加达举办32年来首次中国大陆中文图书展。有过多年图书出版经验的华人杨兆骥先生应邀协助,五天销了4000多本中文书籍。之后,代表团请他担任公司在印尼的总代理。

2001年2月,印尼政府禁锢华文的条例尚未解除,杨兆骥的联通书局首家书店就在泗水开业,这是时隔35年,中文书店重现印尼首例。

同年4月,联通书局所属的第二家书店在雅加达西区开业,2002年4月又在苏岛棉兰开了第三家。 后来雅加达也陆续出现了其他的华文书店,但规模和影响力都无法与联通书局相提并论。

昔日雅加达联通书局内景。

一时间,似乎中文图书在印尼的第二个春天已然来到。

然而,好景不常,中文书籍热销的形势很快就变得冷清起来。

还是在2008年的时候,杨兆骥就对中国媒体记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印尼这个中文‘文化沙漠’开中文书店,肯定要赔钱。”由于中文教育在印尼曾中断32年,其间所有的华人都错过了中小学华文基础教育。如今印尼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华人没有阅读中文书籍的习惯,甚至根本不懂中文。而在校读书的华人小孩虽已开始接受华文教育,但还不具备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书店80%的顾客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这批顾客在一年年减少,中文书籍的销量也随之大幅下降。渐渐的,一天只卖两三本书的情况成为常态。如何选购图书也让杨兆骥十分头痛。因为一方面要体现综合书店的特点,满足不同读者的兴趣,尤其要照顾到印尼华人读者群老龄化的特点。杨先生说:“最近这批新书有2000多本,仍然以保健医疗、汉语学习材料为主,也有适合小学生学习汉语使用的历史故事书、连环画以及汉语字典等工具书。”另一方面,开中文书店要求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中文水平,中国国学也要有一定的基础,还要有管理书店的知识和经验。这些人到哪里去找?即使有这样的人,工资也要很高。事实上,很多拥有熟练中文水平的年轻人都去大公司谋职,不愿意屈尊于一家小小的中文书店。不得已,杨老找来自己的学生、年逾花甲的李世谋先生来帮忙打理。

谦和斯文而又热心的印尼客家人李世谋先生(左),在联通书局做了十多年经理。图为他和一位中国客人在书店的合影。李世谋也与笔者相熟,去年因为太太生病,李先生只好离职回家照顾老伴,书局又少了一位勤勉忠实的掌柜。(图片来源:超人的旅途分享)
杨先生介绍说:“平时从中国大陆进口一批图书需要四五个月时间,但是有时候印尼海关对中国货物检查十分严格,运来的图书有时要在印尼海关耽搁两三个月才能领到货。而且现在运费较贵,每公斤要一万印尼盾(当时约合8元人民币)。”每次新书到货,杨先生还要亲自执笔在当地华文报纸上撰写推介文章。每次进口图书种类上千种,每种只进口三四册,使得图书价格偏高。新书上架,有的要三四个月能卖完,其余的就变成慢销书了,直至成为卖不出去的积压书。

联通书局一路走来,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年老读者逐渐凋谢,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利润远不能支付成本。为长期坚持下去,杨兆骥不得不关闭了泗水和棉兰的书店,只留下了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这一间。即便如此,也仍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店租和人工费需要补贴一千五百万印尼盾,大约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多年来,他只好一直通过其他事业赚到的钱来弥补书店的亏损。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他这一辈华人精神世界最本质的特征

笔者第一次去联通书局买书,是2006年。后来经人介绍,又认识了老板杨兆骥先生,当时他已经74岁,面相端庄,身材高大,风度气质都很好。杨兆骥年轻时华校高中毕业,后来又读过印尼文的大学,除了有深厚的中文功底,他本人还精通印尼文和英文,并且会说日语,属于老一辈印尼华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

晚年的杨兆骥和夫人蒋愫珊回中国旅游在长城留影。

在一些公众场合,杨老谈吐高雅,喜欢讨论文学和历史问题,像是一位大学教授。私下里和熟悉的老友聚会,久经商海江湖,阅尽滚滚红尘的他,也会回忆几段当年去日本经商时与东洋空姐和少妇邂逅的艳遇,说来同样是妙趣横生,活色生香……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东京与日本友人在一起。

年轻的杨兆骥在台湾和高山族女孩欢快地舞蹈。


2007年,杨老和夫人有一次去福州,我当时在国内。他打电话找我,我就跑到他们夫妇住的酒店,尽了一番地主之谊。后又陪两位老人前往长沙,并在当地朋友曹孱带领下,一同去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

此次近距离接触,杨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长沙湖南省博物馆,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件著名的素纱禅衣时,听解说员讲到,这件西汉时期2000年前制作的纱衣,长1.28米,且有近2米的长袖,重量仅49克,还不到一两,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用巧夺天工形容绝不为过。2000年前中国古人制作技艺之高超,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杨老听罢,先是睁大眼睛,死死盯住展台玻璃,仔细打量了好一会儿,随即又双目紧闭,脸上的肌肉微微颤抖,内心仿佛痉挛了一般。再睁开眼时,泪水便无声地滑落下来。

一旁的讲解员姑娘见状吓了一跳:“老先生,您怎么啦?”

老人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小声回答说:“小姑娘,不好意思!我这是感动的流泪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祖先的创造实在了不起。你们年轻人可能不能理解,像我这样年纪的印尼华侨,对中国传统东西的迷恋。”

从韶山回来的路上,杨老告诉我,五六十年代,他是印尼非常进步的华侨青年,“哎呀!真是爱国爱的不得了,而且受那个时候左倾思潮的影响,我完全认同大陆的红色宣传,对台湾国民党抱有很深的敌意。”

“结果到七十年代,印尼和中国断交了还没有复交,很多华商去不了大陆,就跑到台湾找商机做生意。我那个时候也去台湾,因为是左派,一开始我还是带着一些政治成见,结果下了飞机,坐计程车去市区,司机一和我说话,地道的国语,还有中国传统的话题,我顿时感到有说不出的亲切。再看到台北街道上的各种中文招牌,都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啊!我马上打消了成见,对台湾产生了好感。你看,这就是文化认同的结果。”

杨先生上述心路历程,再度说明一个事实:无论政治如何分裂演变,中华文化底蕴的深厚绵远,始终是他们这一辈受过良好中文教育的海外华人的生命本质里最系恋的一部分。 

晚年在北京大学校园拜谒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墓地。


自那次杨老和夫人中国之行回来,我们在雅加达又见过几次面,后来接触就渐渐少了,再加上手机升级换代,我在印尼的号码亦随之变了两次,时间一久,便与杨老中断了联系。

文友记述的杨兆骥

有关他的人生经历,我也是在相关报道中陆续了解的。

在众多有关杨先生的报道中,他的老友林峰写的这篇较为全面,摘编如下:(一)我的故乡贫困亦不美杨兆骥祖籍广东梅县丙村,双亲上世纪初首先来到苏拉威西岛的锡江市,后辗转迁居偏僻的西努省松巴哇岛美玛市,一住就是几十年。杨先生出生于1933年,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家庭贫困,幼小的他常喝粥水,没有营养。杨母也是当地著名的乡村接生婆,为多数华人妇女接生。但杨兆骥出生时,曾面临屁股先诞下的难产危机,幸得友族接生婆及时援手。按照当地人迷信的说法,杨母相信这孩子日后必出人头地。杨父不善做生意,常年在外岛,只留下杨母一个人,拉扯九个孩子。杨家和当地土著居民关系良好。那里既没有优美的风景,也没有肥沃的土地,人民不懂得种菜,饮用水直接从河里提取。当地人整天吃的就是从海里打捞的鱼、山里的番薯叶和米饭,岛上没什么交通工具,各地往来都靠步行。1940年,杨兆骥在美玛市幼儿园就读,1947年在中华学校念小学,1950年迁往泗水新华中学就读。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小学教书,1954年他又背起行囊来到雅加达,只是为了圆那读书的梦想。1957年他在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一边在印尼民族大学攻读印尼语言文学系,一边在华校教书。前后在振强中学、振强夜校、兴安、新文执教。在这里,他与相爱多年的蒋素姗老师结婚成家,成为一生的伴侣。

六十年代末杨兆骥与夫人蒋愫珊在国外的留影。


(二)跌宕起伏的六十年代1959年,杨兆骥与陈燕生合伙出版《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当年在巴中执教的陈正祥老师即是在该刊的撰稿人之一。接着再创办“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备受青年人的喜爱,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家。

左图:杨兆骥等人于1960年在印尼创办翡翠文化基金会,并于1962年出版了他本人以杨凡笔名编纂的《词义辨析》。右图系杨兆骥担任执行主编的综合性华文月刊《印度尼西亚语学习》1961年度合订本。

翡翠文化基金会组织翻译出版的印尼版鲁迅小说《阿Q 正传》。其实,那时印尼开始掀起排华逆流,第10号总统法令的颁布,令众多的华侨被逼迁回国。当时印中两国交恶,中国派船接侨。杨兆骥当时不畏强权和政局,通过微妙关系获得出版准字,出版了月刊和字典等。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可是不幸之事接踵而来,1966年,“九卅”排华浪潮再席卷印尼,华校被封闭,华文教育完全停顿。迫于生活的压力,华文教育工作者转行易业。杨兆骥先生继而创办“五爱印刷公司”(PANCASIMPATI),业务发展壮大,使他成为华校老师改行后极少数在商场发财的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批下岗老师的生活问题。1971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杨兆骥在印尼和新加坡之间奔走。他关注未来,把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和科技书籍翻译成印尼文,受到读者的欢迎。华文在当时的印尼寸草不生,对于当地的华人学生而言,华文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全部变成了华文的文盲,不会说、听不懂,不会读、更不会写,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悲剧啊!杨兆骥曾感慨说,华文在苏哈多统治时期历经了磨难,为了对华人和中华文化抹不去的情结,他耐心地等待,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三)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1998年,终于迎来了民主改革的春风,长达32年的华文禁锢终于结束了。面对前所未有的自由之风,杨兆骥再不能沉默了,他开办了联通书局,要在印尼为中华文化拓展视野!杨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开办华文书店,为的是想在印尼华人社会重建丢失了30多年的中华文化气息,要在印尼这个中华文化沙漠做一名坚定不移的传承人。(四)通过书籍让印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杨兆骥说,他热爱印尼这片土地,但也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有必要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友族,让他们了解中国,学习中国;也把印尼文介绍到中国。通过书籍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2013年8月27日,时年80岁的杨兆骥迎来了他毕生难忘的光辉日子。由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代表中国政府,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授予他,同时也授予另外五位外国学者。杨兆骥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华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获奖的杨先生(见下图)和其他代表,感谢他们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五)我还要办下去,至死不渝2017年5月,乘着改革开放,华文教育事业一片繁荣景象的契机,杨兆骥以联通书局之名,组织一批优秀的骨干老师,编写出一套反映印尼国情,符合印尼学生需要的小学华文教材。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套印尼小学华文本土教材,这也是杨兆骥先生毕生所凝聚的结晶,是他对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大贡献!2017年5月,由杨兆骥先生以联通书局出版社名义,花费巨大心血和资金主持编写的印尼第一套本土中文教材——《印尼小学华文》出版发行。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总领事兼参赞祝笛,雅加达华教界人士及茂物、丹格朗、勿加西、万隆、中爪和东爪各地的老师近500人出席发布会。他说,每想到印尼华文教育发展的十几年来,一直都没有一套适合印尼国情的教材,老师们不得不选用来自新加坡、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教材,甚至有些学校和老师,以自己薄弱的能力自行编写教材,其辛酸之难,苦辣之艰,让我们这些从事华文出版的人痛心不已。2014年,就组织了一批在印尼华教领域勤奋耕耘的老师们,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探讨印尼本土华文教材的编写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牺牲了100多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我们终于正式出版了四册教材,并完成了第五册的文字初稿,这些成就是令人欣慰的。

2017年5月,杨兆骥在《印尼小学华文》出版发行会上致辞。杨先生当前已把手头的其他公司都交给孩子们打理,唯独“联通书局”,他仍然亲自关注着。虽然书店连年亏本经营,但只因有着读书的嗜好,只因对知识的追求和敬畏,只因那份浓厚的中华情。杨先生坚定地说,我还要办下去,至死不渝。

下面是2018年7月16日,国际日报刊登的一则报道中的图片。

报道内容是,杨兆骥先生(中)带着患抑郁症老伴蒋愫珊老师(右二)和老友林峰(右一,此篇记述杨先生生平事迹的作者),前往雅加达西区伊兰末(Jelambar)民居区一栋简朴的房子,探望病中的老教育工作者——郭温和、庄淑贞老师夫妇(左边两位老人)。

郭温和老师时年84岁,患中风症已十多年,行动极度不便;庄淑贞老师82岁,双膝也行动不便,两人患难与共,同病相怜。时下同住一屋,每日相视以对,生活淡然无味,急需安慰!杨兆骥等人的探望,给了他们莫大的精神鼓励。

杨老与林峰商定,今后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就由他出面邀请那些行动不便,但还能出门、寂寞无助的空巢老人,大家相约在一个特定时间,在餐馆定期聚会,以解相思与孤独之忧。

从照片上看,已经86岁高龄的杨兆骥先生近一两年也变得消瘦衰老,不复往日神采。笔者看了上述图片报道,感动之余亦不免一阵酸楚,真是岁月如刀不留情啊!

贤达已迟暮  传承路仍远

毫无疑问,本期丁剑印尼纪事的主人公杨兆骥先生,乃是印尼当代华人文化精英中的杰出代表。

以笔者观察,像杨老这样有学问,有财力,又有如此干劲的华社人物,即便不是绝无仅有,那也属于凤毛麟角。在这个国家长期缺乏人文训练的华商族群里显得异常难能可贵。

“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

杨先生晚年的作为,足以大慰平生,在印尼华人文化史上留下值得敬重的一页。

当年风华正茂的杨兆骥,早已走过如花岁月而进入步履蹒跚的晚年,心中仍然激荡着传承中华文化的无尽芳华。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老人家毕竟已经86岁了,早已年迈。就联通书局的实际状况而言,如果没有了杨兆骥先生,肯定再难维持下去。那些和杨先生一样有着浓厚中文情结的华社贤达也大都年华老去,正在凋谢,而对于中华文化在印尼的传承来说,前面要走的路,依然是任重道远,关山重重。

再说那天,当我在班芝兰看到联通书局关门歇业,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不祥预兆就是:难道说——杨老已经走了吗!(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期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