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印尼军队秘闻及华人将军熊德怡的故事: 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和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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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苏哈托当权时期唯一的华裔将军;

Biru Muda Lengkap

他是印尼华人全国百家姓协会的首任主席;

他为推动印尼政府将春节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发起创建了“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义务当园长,不领薪水天天上班坚守岗位15年;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千岛之国展现中华文化的“华族之窗”。

他叫熊德怡(TedyJusuf 泰迪·尤素夫)——堪称印尼当代客家人的典范。

本文今天讲熊德怡退役准将的故事,先从他的童年时代说起。

 “当兵就是为了让父亲不受欺负!”

66年前的1954年某日。

印尼,西爪哇小城茂物(Bogor 音译博果尔)的一条街巷里。

一个10岁的华人男孩在上学路上,被一群小流氓拦住。领头的家伙十六七岁,拿着一把生锈的切菜刀在男孩面前比划,然后搜走他身上仅有的几毛钱。

“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可是我身体瘦弱,不敢反抗,因为那时打不过他们,又能怎样!”小男孩因为害怕而绝望。

放学回家看到的一幕,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刺激。

两个当地治安民防队(Hansip)的印尼人,正在爸爸开的皮箱店敲诈勒索。爸爸低着头坐在桌子前,对那两个人说“今天没钱,或者下次吧”。民防队的人不高兴了,抬腿踢了爸爸一脚,说,“这不是我们想听的解释!”接着又踢倒一把空椅子,才气呼呼地离开。

男孩的父亲仰起脸来,他戴着老花镜,泪水无声地在镜片后面流淌。小男孩跑过去抱住父亲的肩旁,忍不住哭出声来。他发誓一般告诉父亲:“爸爸,我将来一定要去当兵,没有人敢这样对待你!”

1955年,11岁的熊德怡。

这个瘦弱的小男孩,正是本文主人公熊德怡。

12年后,华人男孩熊德怡从印尼陆军军官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东爪哇西多尔乔(Sidoarjo)野战部队第519营,当上了一名中尉连长。他穿着军装,腰挂手枪,第一次休假回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教训欺负他和父亲的那些坏蛋。

我还记得那个上学路上抢我钱的家伙。我问姐姐,那个人在哪里?姐姐说他现在街上修补自行车轮胎。我和姐姐满怀信心地去了那里。我命令那家伙蹲下,用脚踢他面前水桶,问他:“喂!你还认识我吗?”他不敢看,他认出了我姐姐,什么也不敢说。我很想狠狠踢他一脚,但是看到他那副可怜相,又不忍心了,于是便放过了他。回到家里,我又打电话到民防队,找到12年前踢我父亲勒索钱财那两个败类。我说我是皮箱店老板的儿子,现在是印尼国军连长,如果你们再敢打扰我父亲,我就开枪打碎你们的脑袋。那两个家伙连声道歉:“是,是。对不起!先生,我们绝对不敢了。”

2015年,年逾七旬的熊德怡老人,在雅加达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栏目组采访时说:“我小时候好几次看过,我爸爸被印尼人欺负,欺负到他很伤心。那么我看见爸爸这样伤心,心里面就决定,长大一定要当兵,能够保护我的家人。”

当上印尼军官,熊德怡不仅仅保护他的家人,但凡看到有歹徒欺负华人,他都该出手时就出手。

他早年在东爪哇丹迪姆当连长,有报道称当地有几个暴徒勒索华人学生,抢了他们的钱,鞋子甚至书包。

熊德怡立即命令手下一个叫巴宾萨的大块头士兵冲上去,把那几个家伙扔进一条肮脏的河里。他回忆说:“显然,这伙歹徒向驻军司令部告了黑状。于是宪兵逮捕了巴宾萨。我马上去找驻军参谋长,一个准将级军官。我说巴宾萨是我的部下,要求释放他。但我的请求被参谋长拒绝了。我又说,那我找司令说理去。我向准将敬礼并离开了房间。很快他就给我回了电话,说不需要去找司令,现在就把巴宾萨放了。这样,我才放心地回家。”

1970年代,担任印尼陆军连长的熊德怡。

1969年9月,熊德怡调任东爪哇波隆市(Porong)驻军第509步兵营连长。

一个炎热的下午,他正走在军营外的公路上,突然听到来自泗水方向的小巴司机大喊:“有中国人的商店被烧毁了!” 熊德怡向车上的乘客询问泗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有骚乱发生,暴徒抢劫并烧毁了一些商店以及华人的汽车。

熊德怡判断,这场骚乱可能会蔓延到部队驻扎的波隆市,于是马上回到连队打电话到营部,请示上级要求做出必要的部署。但是电话线中断,没有打通。他便下令集合全连士兵,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我和几位排长谈话,说波隆市受到暴乱的威胁,我们该怎么办?所有人都同意阻止,大家说,如果波隆市被骚乱摧毁,我们的脸放在哪里?我于是下令,为防止破坏和抢劫,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如果发现有人抢劫,可以开枪镇压。随后,我把部队迅速扩散到波隆市的公路上,几分钟后,几辆满载暴徒的卡车连续从路上驶过,但是看到我们的部队已经部署完毕,卡车不敢在波隆市区停下,他们向南开去,几小时后收到消息称,另外一个名为South Porong的城市发生骚乱,被洗劫一空。而我部所在城市得以幸存。我为此感到欣慰,但同时也很内疚。我想我应该阻止那些卡车上的暴徒,并命令他们返回各自家中,以保全南部的城市。但是我那年只有年25岁,还缺乏对付骚乱的经验。对这一事件,我得到了旅指挥官的直接称赞。而我的上级——第509步兵营指挥官却被旅长斥责,因为营所在地的西多阿尔霍地区被骚乱破坏了。为了表示感谢,波隆市区的华人送给我一套橱柜和一张床供我结婚。我去当地小吃摊吃东西,或到店铺购买日用品,那些小商贩都不肯收钱,这让我只好波隆以外的地方购物。而闲暇时我和当地人一起看电影时,他们会热情地搬一把椅子过来让我坐。

平生嫉恶如仇的熊德怡,是海外客家人的后代。

1944年5月,出生于印尼西爪哇山城茂物。

他的中国祖籍地,在广东梅县三角镇泮坑村。父亲熊如厚是位制作皮革的手艺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十几岁时从家乡梅县来到印尼,后成家立业,在茂物开了一间皮箱店。

熊德怡的母亲印尼名叫玛里安·布鲁格曼(MaritjeBrugman),是一名中国人与荷兰人混血的侨生——其华人祖母嫁给了一位印尼的荷兰人监狱长罗伯特·布鲁格曼。

熊德怡的父亲熊如厚和母亲玛里安·布鲁格曼1955年留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熊德怡的母亲有着明显的中国人与荷兰人混合体的模样。

虽然熊德怡身上也有四分之一的荷兰血统,但是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印尼华族一分子。“中国人来印尼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许多人已经是第八代了,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与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融为一体。”

熊德怡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排中间,上有几个姐姐,下有弟弟妹妹。

熊德怡的妈妈能讲荷兰话。他出生时,印尼还处在后荷兰统治时代,五岁那年被送去上了一所荷兰语学校。父母当时认为,如果孩子们想当医生,公务员或杰出人物,应该学会讲荷兰语。

读到四年级,因为不会唱歌,而被老师责备,在全班同学面前罚站,他于是从荷兰学校转到当地华侨办的新华学校,高中时去雅加达八华学校就读商科,直至毕业。“我能说国语普通话,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我为此很感激华校老师,毕竟汉语普通话作为联合国的通用语言之一,现已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使用人数已达到17亿以上。”

1960年代初,熊德怡(前排左二)与同学在雅加达八华中学的合影。

戎马生涯的考验

熊德怡18岁投身军旅,到1999年以准将军衔退役,他在印尼军队的戎马生涯整整持续了37年。

尽管入伍初期,他因华裔身份遭受过很多歧视,但熊德怡还是凭着忠毅英勇逐渐崛起。先后担任过步兵副营长、印尼国军驻东帝汶第16团作战司令、雅加达西区0503部队指挥官、陆军情报部高级参谋、北苏拉威西省131军区司令等重要军职。1994年晋升为准将,1996年代表武装部队,获选担任印尼众议院(国会)议员 。

他是苏哈托时代唯一获得将军头衔的印尼华人,并从不讳言自己的华裔身份。

退役之后的熊德怡,积极投身于华社的创建及运作,发起创办了印尼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人社团——印华百家姓协会。在其担任总主席期间,该协会广泛发动参与慈善救灾,平息排华纷争,在促进社会安定与族群和谐方面功不可没。

在他带头奔走呼吁下,印尼结束了华人春节不能放假的历史,并由第四任总统瓦希德批准颁布,将这个中华传统最重要的节日确定为印尼国家的法定假日。

熊德怡晚年倾尽全力,主持了印尼华人文化公园的筹建和管理。自2005年至今,他义务当园长15年,天天来此上班,时常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补贴工人,默默守望着这个代表印尼华族的“中华文化之窗”,历经磨难,矢志不移。

鉴于华人在印尼从军者少之又少,因而这个国家的军事领域对华裔而言鲜为人知,对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就更显得神秘。所以让我们再从熊德怡将军的下列人生片段中,解读其军旅生涯,并了解一点印尼军队的趣闻和“内幕”。

军事学院的“魔鬼式训练”

1962年,18岁的熊德怡华校高中毕业,决定按照童年愿望参军入伍。他报考了位于中爪哇马格朗的印尼军事学院,并被顺利录取。

这是开国总统苏加诺时代,印尼和中国关系比较友好,还没有翻脸为仇,类似熊德怡这样拥有印尼国籍的华人青年,尚有机会成为军人或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是后来排华严重的苏哈托时代,华人在政治文化方面统统被打入另册,完全不可以参军、当公务员,而只能经商做生意。

尽管如此,熊德怡报考军事学院的年代,也很少有华人子女愿意当兵。除了训练艰苦,工资收入低,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素——印尼是回教国家,军人几乎百分百是穆斯林,与华人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差别很大,到了军队也很难适应。

家传信奉基督教的熊德怡,当然也遇到这些难题,但是他仍然不顾母亲流泪反对(父亲对儿子的选择给予支持),跃跃欲试,要为自己的梦想奋斗一把。

1963年,印尼军校二年级学员熊德怡。

多年以后,熊德怡在其出版的印尼文自传中,记述了有关军队生活的种种细节。笔者借助谷歌翻译,花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现摘录如下:

马格朗军事学院的开学典礼,在蒂达尔山足球场举行。那天早上,我们所有人都拿了包裹,包括绿色衣服,帽子,钢盔,靴子,内衣,背包,毛巾,蚊帐,饮料杯,碗,勺子等。作为准战士候选人举行。我们的衣服通常都是超大的,上面有一条红丝带,并使用重型钢盔。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入学典礼还没结束,恐怖的考验就开始了。操场外突然响起接连不断的猛烈爆炸声,以及机关枪连续射击的声音。所有的新学员被命令就地卧倒,并寻求庇护。一二三年级学长过来用黑布遮盖了我们的眼睛,然后用棍子击打我们的头盔,肩膀和腰部,声音震耳欲聋引起了恐慌。我们蒙着双眼,被指示要爬过草地,芦苇,石头,排水沟,柏油马路,然后钻进一个大铁桶里,缩成一团。好容易头晕目眩地从铁桶里爬出来,还必须爬过带刺的铁丝网,再跑动、跳跃,再跑动,等等,然后跳进河流和池塘。我由于肘部和膝盖受伤,感到疼痛难忍,当时又特别口渴,就不由自主灌了几口池塘里的水。训练持续到午夜,我们才回到宿舍吃晚饭,食物是用拳头大的一点盖饭,说不清什么颜色,有半个鸡蛋,汤里加几个红豆,还有白菜和一个香蕉。我们坐在餐桌上必须直立,不能向后倾斜,只有十厘米的椅子可以坐,在打铃的祈祷信号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吃饭。但仅仅吃了2汤匙,外面又爆炸了,枪声再次响起,我们都被告知要躲在桌子上趴下。过了一会儿,宣布平安无事,我们恢复饮食。到了晚上,身体感到疲倦和压迫,来不及脱下湿衣服,顾不上手肘和膝盖疼痛,就一下子睡着了。接下来的日常训练更加残酷,我们被要求泡在漂满牛粪的河里,在墓地里睡觉,吃腐烂的鸡蛋等等。有一次,我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发现自己躺在宿舍地板上,口渴的要命,却无法站立。我朝浴室爬去找水,但水龙头没有水,被迫从马桶里喝水!我不住地祈祷,让我有力量继续接受这种教育。这期间,许多同学因为表现不佳而被开除,能够通过的,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学习。从熊德怡的上述回忆中,笔者惊奇地发现,原来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尼军事学院就已经开始实施“魔鬼式训练”的特种兵科目了。下面这张照片,则是熊德怡在马格朗军事学院参加伞兵训练时的留影。

由此可见,印尼军事院校的训练强度及教学水准还是蛮先进的,至少超出了笔者以前的想象。熊德怡度过了三年的学员时光,1965年毕业时获得陆军中尉军衔。他先是留校做了教官,后来下部队当了排长、连长。

与喜欢打人的顶头上司发生对峙
1974年,熊德怡在东爪哇一座兵营担任副营长时,和营长发生冲突,差一点被开除军籍。我的营长是一个性情高傲,容易生气并经常殴打他手下的人,所有排长,连长平均都被打过耳光。只是我这个副营长还没被打过。我开始小心翼翼。并预想到如果遭到营长殴打,我该怎么办。他喜欢每天晚上出去,有时一直在外面厮混到天亮。我不愿意每天晚上陪他,除了浪费时间和对我的家人不好外,还能有什么好呢?这也是他不喜欢我的原因之一。有一次,在全营军官会议上,这个营长当着所有连长和排长的面,指责我永远都是中国人,不可能变成印尼人。实际上,他宣扬这类种族主义言论无任何意义。终于,关键的时刻到了。有一天早上,我穿着空手道服装,正在为军官组训练空手道,训练才持续了几分钟,就被营长叫停。不知道他为什么很生气,想过来打我。我立即摆好架势,准备还击。营长说,你想挑战我吗?我说,不。但是如果我被你打了,我会打架。我确定我没有记错,他去取拿起挂在墙上的礼仪剑。我也立即靠近,以便他在拔剑,或将枪在桌子上时能迅速采取行动。显然他知道我也很生气。所以没敢动手,但是命令我坐下。然后就去司令部把旅长请来,要求立即将我从副营长的职位上解雇。我回到家里,没有再去部队办公室。我告诉妻子,也许我该退役了,不再成为军人。几天后,我被传唤要移交该职位,并被送往Singosari的旅部。旅长在办公室去等我,我向他致敬并报告后,他命令我坐下。旅长什么也没说,只是像镰刀一样摸索着他的长胡须,我也保持沉默,气氛很安静。最后旅长说:“部队将很快前往东帝汶,你守卫着这所房子,照顾好留守在后方的部队家属。我回答说,是。长官,我准备好了。他点点头并命令我出去。实际上,此时我已经做好被开除的准备,因为很明显,我在与上级对抗,在军事上被称为不服从。也许旅指挥官知道属下真正的问题,并没有把我的错误算在内。过了不久,我听说那位喜欢打人的营长辞去了军职,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待续)

(作者:丁剑)

手握指挥刀,在印尼军营操场练兵的基层军官熊德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