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印尼军队秘闻及华人将军熊德怡的故事: 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和大功臣

188

中尉薪水不够吃饭,

当连长就配公务吉普车

Biru Muda Lengkap

值得一提的是,熊德怡在其回忆录里,谈到了印尼军人的待遇和装备问题。两者反差很大,令人不得其解。比如,1960年代中期,他本人获得中尉军衔之后,在军营吃食堂需要交伙食费,但是薪水低到居然不够在食堂吃饭的。而印尼部队基层官兵的饮食可谓十分简单,并且份量也少。熊德怡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刚毕业的中尉,我虽然那时还是单身汉,但薪水不足以满足部队厨房提供的午餐和晚餐的日常需要。我们每天的食谱是——早餐:米粥和薄脆饼干;午餐:油炸豆酵饼和蔬菜;晚餐:每人只有半个煮鸡蛋及蔬菜汤。”对此,熊德怡在玛格朗军事学院的学弟——后来当上印尼第六任总统的苏西洛退役上将,也有同样的体会。我看过一篇有关苏西洛早期军旅生活的报道:

“苏西洛和阿妮夫人结婚后,没有过上奢侈的生活,他们非常简单地生活在家里。当时作为下级军官的营长,苏西洛给妻子的薪水不够开销,妻子不得不在军队之外寻找一些外快补贴家用。据说在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苏营长舍不得吃军队每天发给他的一罐绿豆粥,总是带回家给孩子们享用。“

1969年,熊德怡婚后的日子也是这样窘迫。

他花了6万印尼盾,在部队宿舍区,从一位寡妇手里买下了一所狭窄的H型房屋的使用权。双人床是一位朋友送来的;另一位少校营长苏塔尔莫为他提供了煤油炉;第10步兵旅长官希达亚特上校赠送了塑料椅,桌子是从宿舍借来,还有一台破旧的二手冰箱,插上电源,声音轰隆隆好像摩托车。

小夫妻的感情很甜蜜,但是熊德怡薪水只能维持半个月的日常开销,接下来的半个月,必须搞点副业才能过活。妻子向Koprasi出售鞋油,向商店出售Alizan品牌的衬衫,等等,做些小生意赚点外快。

1969年,印尼国军连长熊德怡与太太的结婚照。

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太太有时会收集喝完牛奶和甜茶的瓶子,拿去卖掉补贴家用,也经常向亲戚朋友借钱度日。熊德怡回忆说:“有一次去泗水参加朋友的婚礼。朋友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不可思议地问我,为什么要当兵?那么小的薪水!我当时无言以对,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颇为感慨。

“我想说的是,在印尼并非所有的华人都对经商感兴趣,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希望能为保卫祖国的安全建功立业,贡献一份力量。只是政府所给的机会太少,而薪酬太低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熊德怡在军队拿着这份低水平工资,一直持续到退休为止。他作为服役近40年的准将军衔(类似于中国正师级大校衔的将领),2015年的退休工资只有400多万印尼盾,才相当于人民币2000多元。

有关印尼退休将领的工资问题,笔者也曾经从一位印尼人将军那里得到过印证。

10多年前,笔者和一位同行合伙采写华商大佬——“寒天”(一种海藻提炼的保健品)大王钟延筹先生的传记时,有一天在钟先生公司见到一个退休将军。钟先生介绍说,此人原是印尼高等军事法院院长,少将军衔,退役后被聘请到他的公司做法律顾问。钟先生说,这个堂堂少将退休金才两条印尼币(当时合人民币一千多块),如果在位时没有贪污,拼命捞钱,现在就很难过日子。请他来公司帮忙,也是为了让他多拿些补贴。那位退役少将通过钟先生问我:“中国像他这样级别的将军,退休后能拿多少钱?”我说具体不大清楚,应该有一万多人民币吧。退役少将听罢,伸出大拇指羡慕地说:“哇嘟!巴尼亚斯嘎里(啊!很多呀)”。

本文主人公熊德怡先生在其回忆录里写道:“诚然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当时的陆军中将优素福将军意识到,战士无法空腹作战,他的妻子和子女在家中缺少食物。因此决定把士兵薪水提高了10倍,使他们有了一点积蓄,但持续时间不长,又回到了通货膨胀之前的水平。”

后来当了高级军官的熊德怡,因此注意到薪资太低,给军纪造成的危害。

“当我们在野外观察时,发现有许多士兵到处漫游,寻找机会搞钱。故意找借口刁难街头艺人、三轮车夫或其他小商小贩,要他们给自己行贿,违反纪律和法律事情时有发生,这对军人的职业素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一些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勇敢的军人,有时也会在社区中造成不良印象。这种现象也在各级军官中司空见惯生。这实在是那个年代印尼军队的一大顽疾!”

与官兵只能领到少的可怜的薪资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数十年前印尼部队的装备水准却令人羡慕。至少在使用机动车辆方面,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军队。

比如本文所说的熊德怡先生,他于1969年当步兵连长时,就配有一辆越野吉普作为其公务用车。

他把这辆车的图片收录在其传记图书,并配发相关说明:“该GAZ型公务车是俄罗斯制造的,用于连长级车辆,同时也可用于连队战地救护车,或者为士兵运送大米和有关设备。”

在丁叔叔这代人记忆中,咱解放军的陆军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团级单位和领导才有资格配一辆北京212帆布篷的越野吉普,可是人家印尼陆军的连长,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拥有吉普车座驾了。如此差别甚大,当然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强弱。在咱心目中,我军打从抗美援朝时期,就具备了世界一流的作战能力,这是历次血火征战证明了的,在此无须多言。

担任东帝汶驻军战斗团指挥官

1976年底,葡萄牙殖民势力撤出东帝汶,印尼政府挥军进入,将其兼并,成立第27个省——东帝汶省。当时的东帝汶人民大会也通过决议,正式并入印尼(后于1999年举行公投宣布独立)。

熊德怡当年担任泗水军区第507野战部队副指挥官,他所在的第二旅被整建制调到东帝汶,对这一地区实施占领。

不知什么原因,熊德怡最初被留下来负责后方事务,管理该旅在泗水的基地。他为此感到难过和羞愧,“作为一名军人,我当然想经历一场真正的战斗,而不想在家舒舒服服睡大觉。”

几个月后,在其请求下,他被批准奔赴东帝汶,任命他为第16战斗团团长。

第16战斗团从泗水乘船出发,在海上航行了几天,到达东帝汶和印尼东部边界的一个小港口。与另一支印尼部队换防,后者返回东爪哇玛琅。

东帝汶的地形崎岖不平,当地抵抗运动组织与印尼军队展开游击战,双方都有人员伤亡。

熊德怡写道:“在东帝汶,我多次指挥部队参加战斗。战争确实给当地人民和我们的官兵带来了灾难,很多战友牺牲在这里,一些下属永远留在了这个地区,能够返回印尼的只是他们的名字。我们在东帝汶执行任务整整一年,当时没有手机,与家人通信需要花一个月时间。我们终于在1978年安全地返回家中,赞美上帝,我的整个家庭也都处于良好状态。”

东帝汶的战斗经历,使熊德怡获得了两枚荣誉奖章。

从军就是效忠国家,

而不是为了赚钱

接着,他受命担任西雅加达军区的指挥官。之后,再被调到陆军情报部任高级参谋。在此期间,熊德怡也曾有一些靠帮忙亲属从事企业活动赚钱的机会。

他开诚布公地回忆说:

我的姐姐Taufik Hidayat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开发商。她邀请我去吃晚饭。当时,我在陆军高层机关的职位,有很多人脉资源可以利用。姐姐请我帮助其房地产项目,处理场地、道路的平整工作。作为她的分包商,我很容易就能完成这些项目,并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有了资金,我购买了挖掘机和5辆自卸车,邀请了军队退休的工程师来帮助领导和监督工程,在当时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许多人对购买土地或房屋感兴趣,姐姐的开发公司以建造店屋的方式获利,每500平米建筑面积,能赚两万美元。我也从中分到了利润。1991年,我接到命令,被调至北苏拉威西首府万鸦老担任军区司令。离开这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我也感到可惜,但是与妻子交谈后,得出结论,我之所以参军入伍,是效忠国家,实现尽可能崇高的职业目标,而不是为了赚钱。因此,我们决定将该项目让给我的兄弟,然后就坚定地离开雅加达,赴万鸦老上任。

光荣退役

在遥远的边疆城市万鸦老(现名为美娜多),熊德怡担任军区司令8年时间。

1994年,他在这个岗位上晋升为陆军准将。

1999年,时年54岁的熊德怡达到印尼准将退休年限。

在国军总部为其举行的退休仪式上,熊德怡在夫人陪同下,从总参谋长手中领取了国家宪章和参谋长法令信,还有一把”荣誉之剑“(下图)。

当年在军事学院与熊德怡同届毕业的同学共有450多人,获得三星中将的有13人,获一星准将50人,他是其中唯一获得将军军衔的华人。在他退役的时候,不少的下属已晋级中将,尽管如此,熊德怡仍为自己能有机会为保卫国家服务感到自豪。

为彰显华人文化倾尽心力

1999年8月,结束军旅生涯的熊德怡将军,征尘未洗,便义不容辞投入到维护印尼华人权益,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重大使命当中。

他和汤锡霖、陈宏才、李祥胜、杨秀珍、林恒丰、蔡福强、彭观炎、赖水贵、赖多、黄柏、陈昌业、黄德新等一批华族有识之士,于当年发起成立了印尼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人社团——印华百家姓协会。

熊德怡被推举担任了该会首任总主席。

自此之后,熊德怡为在印尼传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华人的地位作出的最大贡献,一是给当时的总统瓦希德写信,努力争取到了为华人春节实施政府法定假的权利。二是去找前总统苏哈托,为华人争取到了在印尼美丽缩影公园建立华人文化公园的立项。

有关春节假期的的问题,熊德怡告诉瓦希德总统:“这是我们共同争取的人权的一部分”。

熊德怡(右一)带领华社同仁为下台后的瓦希德总统(右二)颁发纪念徽章。

经瓦希德总统批示,国务秘书部长召集11个政府相关机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建议,并邀请熊德怡等华社领袖到会接受咨询。

会议主席拉贾古格问我,你们的愿望是什么?我解释说,在印尼社会贯彻华人传统文化和宗教是我们共同争取的人权,我们要求有庆祝春节的机会。出席会议的政府官员多数人回应,支持这个要求。会后不久,总统召见了我们,原则同意春节放假的议案。会后不久,瓦希德总统召见我们,原则同意春节放假的议案,并下令宗教部长研究此事,宗教部长成立了由印尼宗教部研究与发展机构两位教授领导的工作组进行研究。后来又经过我们反复要求,继任总统梅加瓦蒂也对此事给予支持。政府终于在2003年春节前正式宣布:从今往后,华人农历正月初一为全国公共假日,解除了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禁令,印尼华人总算可以名正言顺的欢庆农历新年了。

印尼美丽缩影公园,是由前总统苏哈托夫人基金会1975年在雅加达倡建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著名游览胜地;主要用来展示印尼30多个省的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可是人口列第三的华人20多年来一直未有一席之地。

熊德怡等华社领导人与前总统苏哈托在一起。

熊德怡当选印华百家姓协会总主席后,为改变这一状况,经过与前统苏哈托诚恳沟通,终于获划拨一块45000平方米的园内土地,用于兴建印尼华人文化公园。”

“那个时候他做总统的时候,出台了很多对华人不利的条例。大概是他现在想要改一下。”

2015年,熊德怡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节目记者采访时,缓缓说到:“本来他(苏哈托)给的只有两万(平方米),那两万平米的地皮,上面多半是水。我就跟他讲,在那边还有两万平米的地方比较高,能不能换比较高的地方。那么他说不必了,你要高的地方就一起给你好了。所以就争取到45000平方米的土地,比较大一些。但是那个时候啊!这里是一个小小的乡村,那么就要一个一个买下来。要十年啊!我在这里花了十年的时间。”

明明当初是苏哈托夫人基金会免费将地皮交给熊德怡管理,但后来却要支付给当地人1平米10多万印尼币,合计近千万人民币。

熊德怡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四处化缘,多方筹资,感动了很多华商大佬积极捐款。日积月累,先后在园内建起中华牌楼、唐人街、西游记群体雕塑,十二生肖园及瓦希德总统纪念馆,并利用低洼地修花园、挖水池、建筑拱桥和凉亭,为展示传扬华人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窗口。

2014年,由由印尼客属联谊总会筹资,李世镰等一批华社精英负责筹建的一座雄伟壮观的三层客家土楼式建筑——印尼客家博物馆又在印华文化公园内顺利落成,这个印尼“中华之窗”更增添了丰富亮丽的景观。

如今,由熊德怡负责管理这的个公园,筹款维持运转仍然压在他身上的一个艰巨的负担。参观公园是免费的,而园内一共有20多个员工,每月需要至少4000多万印尼盾的工资(相当于2万多人民币)。都要熊德怡想办法发薪水,没有收入就更加困难,有时候不得不自掏腰包,把微薄的退休金分给大家。

76岁的老人,还是每天坚持来公园上班,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满怀感情。“池塘里的鸭子都认识我呢!因为我每天给它们吃啊。”

面对电视记者采访的镜头,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将军喃喃地说:“每天我到这里,差不多十几年了。每天来,没有薪水。但是没关系,我有退休金,退休金。没关系的。”

说着,老人的眼里似乎闪动着晶莹的泪光。

哎呀……我写不下去了。

熊老将军,保重!(完)

(作者:丁剑)